2019年6月，《关于印发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国家试点城市名单的通知》要求，
不久前，国家医保局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1319号建议做了答复。答复称，国家医保局正在组织对30个试点城市DRG((Diagnosis Related Groups,疾病诊断相关分组))模拟运行的评估，评估通过后将真正开始模拟运行。
对于DRG具体是什么，是怎么运作的，已经有很多的报道，我们就不赘述了。但是DRG对于ICL而言，究竟会怎样，或许从过往的研究里面会有一些启示。
中国人口众多，医疗资源丰富，但是分配并不均匀，DRG收付费模式，正是从提供医疗服务的品质的角度，进行客观的评价，达到“同病、同治、同质、同价”。
国内关于DRG的探索试点，最早是从北京开始，至今也有接近10年的经验，在2017年6月，国务院提出开展试点工作之后，有不少地区的医院已经在2018年开展了DRG的收付费模式。
图表2所示的研究，就是广东在2018年实施DRG付费的一家区级二级医院，对照组是2017年未实施DRG的患者相关费用。
由对比可见，实施DRG前后，总费用是有统计学上显著性的差异（P＜0.01、Z＞2.58），但是检验费用方面，并无统计学的差异（P＞0.05、Z＜1.96），患者检验检查费用（影像、检验）基本没有变化，其中代表医生“劳动”价值的诊疗费用有提升明显。
另一方面，在2017年下半年，广东省该医院所在地区进行了大幅度的医疗物价调整，检验物价整体降低10%（包括影像、医学检查），同时，大幅度的提高了诊疗费用的物价，也符合数据中诊疗费用的明显提升。
虽然从数据方面，展示出来检验费用没有差异，但是检验物价10%的降幅，并没有传递到DRG后的检验费用中。
对于ICL而言，也并不会负增长，只是带来了增长率的放缓。但是对于医院检验科而言，意味着科室并没有新的技术平台，带来检验“单产”的提升，我们始终相信，这也反应了大多数县级医院检验科，在DRG体系之下的现状。
这个实际的例子，实际上的意思就是现在大环境的一个缩影，检验物价的下调，以及DRG付费的推动下检验科与ICL的现状。
DRG 收付费制度下，医疗机构“超支自付、结余留用”，基于DRG支付方式的改革，医院将从医疗服务能力（DRG组数，病例组合指数CMI，RW）、医疗服务效率（时间消耗指数，费用消耗指数）、医疗服务安全（中低风险组死亡率，低风险组死亡率）三个维度的六个指标，对医疗服务绩效进行评估。
因此，医院为了保持收入，就需要更加多的“DRG数量”、更高的“CMI值”，更好的“时间效率”、更低的“费用效率”，而这些都需要更精准，和高效的诊断支持。
基层医院的检验科就需要配置更多的平台，使其能够诊断更多的疾病，同时，还要有高技术平台，协助疑难病例的诊断，提高“CMI”。
在现在公家钱袋子都紧张的情况下，基层医院的检验科，短时间内提升到满足医院发展的状态，跟ICL的合作，是一条相对便捷的路。
一方面，医生可能会为增加收入或效益,随意填写或歪曲病案信息,增强并发症的程度,让“小病”变“疑难病”或“大病”。
虽然这部分会带来诊断的增长，但是相信，监管的完善，会逐渐规范，不会让此现状“有机可乘”。
另一方面，目前很多省份的重点学科评审也都需要结合DRG数据，医生自身的发展，更加聚焦到提供医疗质量的高低上面。
如何提高医生的诊断水平，协助医生更快速和精准的诊断出疾病（越快、越疑难）、这也是ICL与临床医生携手共进最佳点。
基于DRG支付方式的改革，将对医院现有绩效激励产生巨大的冲击和影响，倒逼医院精细化管理，也会对临床科室及医生带来一系列的深远影响。
最后再说一下，对于最近提到的DIP，作为DRG的搭档，DRG对医院自身医疗质量的要求比较高，对于现在的整体医疗环境，跨度太大，而按照病种分支付费的DIP，正好是个比较好的补充，同时，DRG提升的医疗质量，也会促进DIP的发展。
无论是DIP还是DRG，对于ICL而言，医院提高医疗质量，是绕不开诊断水平的提升，在官方“资源有限”的情况下，都是殊途同归，助力提升医院检验诊断实力，助力临床医生疾病诊断能力提升，ICL一定未来可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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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12月，审议模拟运作情况，部署下一步工作；完成模拟运行，合乎条件的启动实际付费，国家系统正式上线月，召开典型经验交流会；
1、王文静,程灿昌,胡勇军,等.DRGs付费模式对基层公立医院医疗服务的品质的影响[J]. 现代医药卫生, 2020(17).
2、张春华, 郗晓婧, 钟华,等. 新疆某三甲医院基于DRGs指标的医疗服务绩效评价研究[J]. 中国病案, 2020(9).
3、刘荣飞,薛梅,李紫灵.DRG的国内外研究进展[J].卫生经济研究,2020(10)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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